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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種類介紹]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六)
發佈日期 : 2016-12-05

文/陳中興、莊永生

 

柔道、同化與皇民化

 

就體育與國家的關係而言,自古以來,體育活動興盛的國家,國民精神皆相當旺盛,而且國家也相當繁榮,很少國運衰微的。日本學者永田重隆指出,體育能使人身心強健、品性提高,並以實際的為社會奉獻成為國家繁榮發展的基礎(永田重隆,1927)。臺灣自1918年以後,日本殖民政府配合國際帝國主義的發展趨勢,以教育配合內政措施,作為統治手段,制定「漸進主義和隔離主義」(gradualism and separatism)政策,建立在先前的殖民教育基礎上,企圖尋找一適合殖民教育的模式,為配合國際和臺灣新情勢,不得不改變其治臺方針,藉以強化日人對殖民地的控制,由「漸進主義和隔離主義」,逐漸改採以「同化主義」為基礎的教育方針,日本積極充實臺灣高等教育內容。對臺灣的希望不僅在於資源的尋求和財富的榨取,更重要的是使臺灣人都有日本人思想,和他們一樣效忠天皇。鶴見俊輔(2008)對此政策曾提出,臺灣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支持或不反抗的去認同殖民者之政策,係受日本以同化與皇民化為目的前提之下,並以日本之文化性格以及天皇制國家的設計,引進西方文明,並透過強制力行使,造成個人或個人所屬集團發生思想上的變化,迫使知識分子「轉向」。

 

若由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皇民化運動是為了殖民者的「需要」而推行的,需要戰時效死的士兵、忠誠的皇民,完全出自對殖民者單方面利害關係的考量。「皇民化」下的人民並非真皇民,縱使宣稱「與日人等同」,那也是為了皇民化政策推行上的效率,藉以「召喚」被殖民者的「宣傳/愚民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認同」可謂被建制的,雖然認同與否照理說應該操之在己,然而,在文化政策的潛移默化下,認同的問題則變成了一個嚴肅的議題了。另一方面,若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皇民化運動扮演著文化他者的角色,帶著異質的成分,進入原屬於封閉的單一認同社會,帶給了開放社會的空間。日本作為一個他者,使人人都有機會去對照,進而察覺、審視「我」所在的位置,有人堅守,有人躍升,也有人迷失,無論如何,正因為有了開放的認同系統,主體才能不斷的接納異質元素,進而有機會更新自己。如同,臺北市民林燈煌在1943年被徵召前往海南島作戰,在1945年8月14日晚上,由於工作機會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時,一時之間有種複雜心情茫然不知所措,認為臺灣人是受日本教育長大,一直以來也是和日本人在一起攜手合作,當下沒有萌生要報復日本人的想法(臺北市文獻會,2001)。另外,出生在臺北烏來的達利‧瓦旦(漢名簡福源)回憶所說(臺北市文獻會,2001):……國民黨軍隊接收日軍的過程,先是點名,將臺灣人及日本人分開,我那時排在最後一排,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將我與日本人分開,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臺灣人,不是日本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思想與民族自決思潮彌漫全球各地,影響所及,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宰割的國家或殖民地,紛紛掀起民族復興或獨立運動,例如中國五四運動、新土耳其的建國、朝鮮的三一運動、印度的獨立運動等均是。日本國內亦掀起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運動,在臺灣有組織「聲應會」、「起發會」、「新民會」等團體,發行《臺灣青年》等刊物,展開向日本統治當局要求自由平等權利和尊重民族特性的民族運動。受到上述諸因素的衝擊和威脅,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對臺灣的統治方針,以強化其對殖民地之控制(賴澤涵,2005)。因此,1918年6月,在明石元二郎就任總督後,遂明白揭示同化主義為施政方針,強調其施政之目標在於感化臺灣人,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1919年,原敬內閣首先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提出「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作為殖民統治的基調。在田健治郎男爵出任為首任文官總督,即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的執行者自居,並從其以降歷經八任文官總督,對於治臺方針一直不變,一方面強調臺灣是日本領土之一部分,有異於殖民地,所以臺灣的統治必須使臺灣人成為純日本國民,效忠日本政府,以及養成對國家盡義務的觀念。另一方面則揭櫫將致力於普及教育,達到與日本人相同的水準,同時,將提高臺灣人政治地位,使之與日本人平等。1895年5月至1919年的臺灣教育令發布前,日本人的教育是直接依據日本內地的法令辦理,而臺灣人的教育則是依據總督府頒布的學校官制、學校規則和學校令臺灣人以學習國語(日語)為主,沒有完整的學制系統可言。

 

臺灣總督府為了臺灣特殊環境所頒布三次有關教育的法律命令,分別為1919年的第一次(大正8年勅令第1號)《臺灣教育令》,1922年的第二次(大正11年勅令第20號)《新臺灣教育令》,與1941年發布的第三次(昭和16年勅令第148號)《臺灣教育令》。 1919年1月4日第一次臺灣教育令的發布,共分為六章三十二條及附則,其頒布「臺灣教育令」主要有三種原因(葉肅科,1993): 一、 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的風潮波及臺灣,為應付臺灣人的要求。 二、為使臺灣在經濟上飛躍發展,必須提高普通教育和技術教育。 三、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增加,有設置高等教育機關的必要。

雖然各級教育機關系統至此完整建立,但是臺灣人所受待遇仍與日本人有所差異,其因是日本人的教育還是直接依據日本內地的法令辦理、而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仍比日本人的同級學校程度低,形成了雙軌的型態。1922年2月的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在總督田健治郎的同化政策下,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均依據修正的教育令規定來辦理,使日本人和臺灣人得以在同一系統的教育制度學習,並實施日臺共學制度,原則上,中等學校以上為日臺共學,而初等教育規定日籍子弟入小學校,臺籍子弟入公學校,兩者亦有差異不同規定。1941年3月的第三次臺灣教育令,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在臺灣發起皇民化運動,要使臺灣人徹底日本(人)化。皇民化的教育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實施國民學校教育,該年臺灣教育令改正後,臺灣的小學校和公學校乃依據「國民學校令」改稱「國民學校」。

 

試就,分析日本對臺灣教育政策目的,從1919年1月公布「臺灣教育令」第二條內容可知,臺灣教育之目的在於「培養忠良的國民」,而以普及日語、「涵養德性」為教育的重點,建立以同化為目標的教育制度。另外,從公學校的課程安排,「日語」和「修身」課程勝於一切課目即可得知,總督府企圖以「一個民族把其他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特性加以改變,成為自己」之「同化」手段,教育同化臺灣人。所謂「修身」,只不過是將臺灣兒童塑造成接受日本道德規範、忠於職責、做個善良且忠順的日本臣民而已。」再就課程而言,日本兒童所讀的「小學校」課程和日本國內相同,但臺灣兒童所讀的「公學校」課程,則係經過殖民政府刻意改編的題材,其內容要旨僅在教育臺灣兒童繼承父兄職業,賺錢養家糊口和對家庭負責。依此看來,日本人的企圖在使臺灣人成為忠貞服從者,進而為其所用,最後達到人力資源的控制與利用。所以日本殖民教育政策所表現最大的特色就是,差別教育、發展低級實業教育、限制人才深造、推廣日式國民教育和皇民運動等特色。如同日本學者喜安幸夫:「總督府在對臺灣人的教育政策上,根本就是一種愚民政策而已,其目的不過是在培養一些技術勞動者,推行日本語以皇民化」(殷允芃等,1994)。

 

1922年公布「新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臺灣人、日本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臺灣人、日本人共學,此後,臺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表面上,從此臺灣人可以享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然而,實際上差別的待遇的本質不變,共學的結果只是為了提供在臺灣迅速成長的日本人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臺灣人子弟並未能享有公平的教育機會,使得臺灣人入學就讀中等以上學校長期都處於激烈競爭情況下 。如同由「臺灣文獻會在嘉義市舉辦口述歷史座談會」各耆老所述(臺灣省文獻會,1997):(賴惠卿)我過去唸旭小學校,就是日本人的學校,校內臺灣人只有二、三個,我們幾個臺灣人的子弟都相當用功,成績非常好,日本人也不輕視我們,只有在唸二年級時,有位女老師,上體操課時因為我們班上的臺灣人都不會單桿,而罵我們「清國奴」,那是日本人輕視臺灣人最嚴重的一個說法……。 (王長祿)……我選考原臺南州立嘉義農學校,計錄取一百名,臺灣人約佔60%、日本人佔40%,但當時日本人在「口試試問」時都有優待分數,因此臺灣人亦被差別吃虧。另外,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在嘉農五年級畢業前,依照規定嘉農每年都有無試驗檢定,即保送一名品學兼優首一名學生到臺灣大學農林專門部就讀,我自三年級至五年級均保持第一番(首一名)的成績,第二名是一位姓「堤」的日本人,後來臺大錄取的即是該生……這是很明顯的日臺差別待遇的實例。 (胡泉源)日據時期日本人和臺灣人所唸的課程並不相同,而且日本人的教室、禮堂都鋪有地板,學校也有游泳池,臺灣人唸的學校就沒有這些設備,但所繳的學費是差不多的。在錄取名額上也有限制,臺灣人錄取率不超過二成。 (賴彰能)……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重遊臺灣時,對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演講時,竟然說:「你們(指臺籍學生)如欲求與三千年盡忠盡誠於皇國(日本)的母國人(日本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年起用八十年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之前即被差別亦莫如奈何,勿鳴不平……。」這是我所知最早的日臺不平等關係的主因之一。

 

經由上述各耆老的告白顯示,嚴格的隔離政策依舊存在,臺灣人的教育機會仍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低於日本的同級學校,亦即是臺灣人不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權(賴澤涵,2005)。對於這種不平等教育待遇,亦發生在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身上,其小學畢業後很想進入師範學校就讀雖然成績很好,卻不被錄取,只得插班進入基督教辦的私立淡水中學就讀(殷允芃,1994),同為李前總統淡水中學的學弟臺灣文學作家鍾肇政在所著「八角塔下」一書(鍾肇政,2005)提及:

 

我故鄉只有公學校,校長的兒子每天乘巴士到鎮上的小學校去讀書,為了升學考試,晚上他也參加我們的補習。我們一塊補習的只有八個人,其中七名也就是我們那一屆畢業生一千多名當中僅有的投考生,所以彼此的成績大家都很熟悉。在這八名當中,這位少爺的實力總是在五、六名以後的,然而我們八個人一起去考那所公立中學校,結果取上的,竟只有他一個人,這,似乎就是在我的幼小的心田裡植下了「差別待遇」觀念的第一樁事。

 

在學校教育中臺灣人不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在赴日留學與在臺灣學習柔道,同樣的亦出現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情形,如當時「臺灣茶葉大王」陳天來、陳清波父子,因經常招待來臺的日本親王等貴族人員,使得其子弟陳守實特別被允許進入只有日本皇室與貴族才可入學的「學習院」就讀,因而與當今日平成天皇成為同學(經典雜誌,2005)。另外,在學習柔道除了從學校體育教育或是到日本留學外,才有可能接觸到柔道運動的學習機會,否則要接觸學習機會不多,只是能夠得到日本人同意也可以獲得特例,試如,臺灣柔道耆老張國安,十六歲時憑藉日文能力替臺中州柔道武官寺蒲益雄收地租機緣下,得以在臺中州圓三武德館向日本警察學習柔道,成為極少數臺灣人能在日本警察訓練柔道的殿堂中學習柔道的特例(黃武雄,2006)。 日治時代臺灣殖民教育的發展,反映了當時社會變遷,儘管殖民教育的政策或有改變,但最終目標均一致,從日本殖民政府所採取的「雙軌教育系統」即可得知,依日本立場而言在臺灣並無培養中、高等幹部的必要。因此,日本人欲把臺灣人置於社會底層,但是對於實施初等教育特別重視,深入分析這種殖民教育的本質,其因是以透過接受教育的機會之控制和公學校的「日本化」之實施,而達到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改造意義(葉肅科,1993),這也顯現日本殖民教育的雙軌特色。由於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反而在日本本土則無上述缺失,升學反較容易,加上時代潮流之刺激,故臺灣有志人士乃競相赴日接受高等教育,留學教育一時呈現蓬勃之勢。

 

綜合各項資料,日治時期臺灣人赴日本留學者高達20萬人,其中大專畢業六萬餘人,顯然的,留日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遠多於在臺灣殖民精英教育設施所培養的六倍以上,彌補了臺灣殖民教育之偏頗和不足,突顯殖民教育體制之不平等與無法滿足臺灣社會精英的教育需求(賴澤涵,2005)。同時經由這些留學生在日本目睹民主政治之事實,身受自由主義之薰陶後,難免會有比較之心,當返回臺灣後,對於臺灣總督的極權控制與管理則會發出異議聲音;遂有企圖改變政情,為臺灣人爭取福利及展開一連串抗日活動的作為。加上在臺灣少數升學者,也因飽受殖民教育的差別待遇和種族歧視,產生不滿而紛紛加入抗日行列,這也是日本殖民政府不願提供臺灣人受高等教育原因之一。依鶴見(Tsurumi﹐1977)以為,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教育,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也因此形成統治上的困擾,這恐怕是日本殖民政府始料所不及的。

 

日本對於臺灣教育政策,是以其政經目的為最大考量,透過精心計劃的並投注大量心力來辦理,認為臺灣既然是殖民地,教育政政策則以國語教育為教育政策的基礎,另外,為了配合培養生產的勞工之需求,教育政策則以短利實學為重點,實業教育成為培養生產的勞工之要務,尤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原本由1932年遞減的臺灣人就學率陡然驟升,尤以1941年為最。但是以實業教育為多,從數據就可以看出限縮臺灣人受高等教育的門檻有多高,大學教育與專門教育中臺灣人就學率平均維持在2成3左右,師範教育則是由皇民化運動推行後逐年遞減,1942年臺灣人甚至只佔了5%。中等教育則平均在三成八。由此可見,皇民化政策標榜的「同化」,只是「童話」罷了;同化不代表等同,與日本人的精神同化不等於地位亦能相同。臺灣人就算受了國語教育,接受了皇民化的思想,也沒辦法和日人享有同等自由受教育的權利,反而被限制在初等教育和實業教育的範疇,而這二類教育的推廣卻是以日本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國語教育目的更是為了方便溝通與政策推行上的便利,所以只需要人民有初等教育的程度便可,而實業教育則是為了保障日人在臺灣生產的勞力不會短缺。

 

綜述,日治時期對臺灣的教育重點,自始至終都採取現實短利的做法,只重實學,培養忠心守法的國民,而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想,所以禁止臺灣子弟學習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這種殖民教育政策,與其他殖民者的經濟殖民政策「盡量開發」正好相反。日本殖民臺灣只是在於以教育訓練藉由「同化」與「皇民化」成為日本殖民論述的兩個支配性,不只是意味著從某一類範疇的身分轉換成另一種身分,像是從「蕃人」和「臺灣人」轉換成「日本人」,或是從「被殖民者」轉換成為「帝國子民」,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論述是刻意建構的意識形態,目的在於模糊並轉移被殖民者在成為日本人,以及帝國子民的整體文化過程中,相關的法律以及經濟權力等議題。藉由「同化」與「皇民化」政策,鼓勵被殖民者成為「日本人」,進而掩蓋了「天生的」日本人以及「歸化的」日本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前者身為公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是受到保障的,而後者雖然被要求在文化上認同日本人,但他身為公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卻是遭到否認的。簡言之,正是為了掩飾帝國中非日本人的公民權這個基本問題,才會建構出「日本人」(同化運動)和「皇民」(皇民化運動) 這些範疇,並加以推廣。而此項同化主義與皇民化運動的殖民政策也直接的影響了臺灣柔道運動的發展。

 

參考文獻 永田重隆(1927):臺灣體育的理論及實際研究。臺北:江間常吉。 鶴見俊輔,邱振瑞(譯)(2008):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臺北:行人。 近藤正己著、陸翠華等譯(2001):臺灣義勇隊~從抗日戰爭的參與到軍隊的成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文獻會(1997):嘉義市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賴澤涵(2005):臺灣400年的變遷。桃園:中央大學。 殷允芃等(1994):發現台灣(下)。臺北:天下。 葉肅科(1993):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 鍾肇政(2005):八角塔下。臺北:草根。 經典雜誌(2005):赤日炎炎:臺灣1895〜1945。臺北:經典雜誌。 黃武雄(2006):生命剪影─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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