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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五)
發佈日期 : 2016-11-11

文/陳中興、莊永生

日本殖民與體育教育的引進

 

對於日本殖民政府極力推展「殖民化」和「文化認同」的教育政策目的,其中將日本的傳統運動柔道、相撲、劍道、射箭等傳入學校的體育活動,都能有助臺灣人達成並培養日本式的思考、經驗以及日本的民族精神。如同,日軍在擊敗俄軍後,使得日本的國際地位頓時改變,躍居為世界列強,對於注重國家權力與認同的日本,臺灣總督府刻意鼓吹與宣傳臺灣人成為日本國民之榮耀,試如,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在1905年7月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名為「同胞聽者」(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

 

今何時耶。暴俄敗矣。勝利得矣。名譽歸矣。……蓋日本已非猶是日清戰後時代之日本。臺人亦非猶十年前過去時代之臺人。何則。日本既一躍而躋于世界之強大國,即臺人亦即為強大國之國民。夫強大國民有強大國民之價值,有了強大國民之資格,亦即有強大國民之目的。

 

體育教育的日本化以同化政策為手段,是在訓練臺灣人成為服從、勤勉的日本臣民,並非在使臺灣人變成日本人與臺灣社會徹底日本化而已。反過來說,臺灣的知識份子也並非完全無條件的接受日本的同化教育,透過留學生接觸到新思潮,慢慢開始產生民族意識覺醒,當時的知識份子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推動文化運動,臺灣各地紛紛響應,例如,在臺北州組織臺北青年體育會,以鍛練健全體魄、促進文化交流、獎勵體育活動為宗旨,然而卻被日本總督府下令禁止,終至解散(雷寅雄,1988)。由此可見,日本殖民政府不容許被統治的人民有自發性的體育運動組織,更不容許他們向統治者,對於有關任何象徵統治者權威的實體與國家認同挑戰。

 

從上述的這段體育歷史,可得知日本殖民政府,在1895年5月至1918年6月止,這段期間對臺灣殖民與體育教育的政策演變,不遺餘力的將運動推展到全臺灣的各級學校和社會各階層,依時間可分為二期(葉肅科,1993):

 

(一)第一期:

1895年5月學務部成立至1906年4月止。當時國力有限,對臺灣文物制度,完全抱持研究態度,並無明顯政策或理想。只希望臺灣人能接受日本語文教育,有時還特別要標榜中國固有文化道德以誘勸臺灣人(汪知亭,1959),對於體育教育並未列入學習項目之一。總之,該期以教育配合內政措施,作為統治手段,制定「漸進主義和隔離主義」(Gradualism and Separatism)原則,是為教育政策的基礎期。

 

(二)第二期:

自1906年4月至1918年6月止,該期的殖民教育是建立在先前的殖民教育基礎上,企圖尋找一適合殖民教育的模式,因此,此期的政策不僅在擴充也在加強公學校制度,並且避免提供臺灣人子弟進一步教育、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和較重要工作的機會,是為殖民教育的開展期。 就日本引進體育教育之目的,可得知從1896年設立的國語傳習所,即是象徵臺灣教育的同化主義初軔,由「國語傳習所」的名稱可想見得知,傳習代表「同一民族」,才會使用傳習所這種名稱(又吉盛清,1997)。印證了臺灣總督府的初等教育機關而設立的國語傳習所,正如「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第一條目的所宣揚的「以教授本島人國語,以資其日常生活、養成日本國的精神為本旨。」。

 

臺灣歷經了早期歷史文化,短暫的荷據時期外來文化洗禮、明鄭的治理及後來清朝晚期的積極開發臺灣,促進臺灣的現代化,乃至於滿清戰敗割讓給日本,並在日本殖民政策下,進行文化改造,引致發生持續不斷的抗拒,使得臺灣的文化呈現多樣性。臺灣柔道運動則在此歷史背景的變遷之下開始萌芽,此時的日本殖民政府,藉由警察體系、學校體育教育,將柔道帶入臺灣的社會中進而推展其同化與皇民化的殖民政策。

 

 

 

參考文獻 汪知亭(1959):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書店。 松浦章著、李玉珍譯(2001):從「臺灣日日新報」來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和福建。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雷寅雄(1988):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臺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葉肅科(1993):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社。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1997):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出版社。

資料維護 :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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